1930年2月24日凌晨中国股票配资网站，江西永新县城的寂静被枪声打破。
熟睡中的袁文才突然被人击毙，隔壁的王佐闻声突围，行至河边时因必经之桥被拆，慌乱中连人带马坠入禾水河，壮烈牺牲。
这两位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基的革命者，未倒在对敌疆场，却惨遭自己人杀害。三年前，正是他们敞开井冈山大门，收留了秋收起义失利后陷入绝境的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，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火种。
袁文才与王佐均生于1898年，袁文才出身宁冈茅坪贫苦农民家庭，王佐来自遂川下庄，两人自幼饱受压迫，身世相近。其中袁文才的履历更为曲折，清晰展现了其从绿林首领到革命战士的蜕变。
袁文才幼年时，父亲省吃俭用送他入私塾，后因家贫辍学。19岁时，他与当地劣绅谢冠南结怨，屡受打压。
23岁袁文才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，因当众揭露谢冠南贪污选举经费的舞弊行为，遭其诬告“抗捐拒税、策动民众反政府”。为求自保，袁文才投身当地绿林武装“马刀队”，因能文能武、颇具谋略，先任师爷，后因抗击土豪劣绅、反动军阀有功，被推举为马刀队首领，队伍威震宁冈一带。
自幼习武、枪法精湛的王佐，亦因不堪官府与劣绅压迫，拉起队伍占山为王。两人意气相投，结为异姓兄弟，分守山腰山顶、相互支援，成为湘赣边界知名地方武装首领。
两人虽被反动官府污蔑为“土匪”，却始终坚守杀富济贫、不扰百姓的底线，深得群众拥护。
1925年9月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、刘霄辉与袁文才会谈，促成其接受县府“招安”，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，成为党可依托的武装力量。1926年9月，袁文才率保卫团起义，攻克宁冈县城；同年11月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完成了从绿林首领到共产党员的转变。
1927年7月，遵照党组织指示，袁文才与王佐率军攻打永新县城，成功营救出被国民党关押的80余名共产党员、干部及革命群众。同年10月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剩余的几百名工农革命军，衣衫褴褛、腹背受敌，艰难抵达井冈山脚下。
当时，工农革命军内部有人主张包围袁文才队伍、强行缴械以解决武器短缺问题，毛泽东坚决反对。他主张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对待袁文才、王佐这类有正义感、与反动势力深仇大恨的武装，应坦诚相待、争取合作。
1927年10月6日，毛泽东亲赴宁冈大仓村与袁文才面谈，彻夜长谈中，毛泽东分析天下大势、阐述革命方向，坦诚相待的态度深深触动了袁文才。他彻底打消疑虑，决心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。
临别时，毛泽东将工农革命军仅有的100支枪赠给袁文才，这份信任令其深受感动，当即回赠1000块银元作为部队补给，并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。
在袁文才、王佐协助下，工农革命军顺利进驻茅坪。
随后，两人主动将部队交给党指挥，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，袁文才任团长、王佐任副团长，成为井冈山根据地核心武装。此后，袁文才历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、湘赣边界特委委员、红四军军委委员、红四军参谋长等职，逐步成长为成熟的红军指挥员。
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期间，袁文才贡献卓著。他利用熟悉地形、人脉广泛的优势，发动群众、建立基层党组织和工农政权，助力工农革命军扎根井冈山。
为解决部队医疗难题，他创办井冈山第一所医院——茅坪后方医院，从自家中药铺无偿提供药材救治伤员。在敌人经济封锁、部队粮盐布极度短缺时，他组织群众向土豪劣绅筹粮，用老墙土熬制硝盐，从白区购置布匹、创办被服厂，全力保障部队供给。
毛泽东1928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写道“我们的永久通讯处：宁冈袁文才”，足见对其高度信任。
遗憾的是，此后党内左倾错误的蔓延，逐渐将两人推向绝境。
1928年6、7月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，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，决议中对土匪武装作出极端规定：“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、严厉镇压，其首领即便协助起义亦应完全歼除”。这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规定，为两人遇难埋下隐患。
1929年1月，国民党调集三万大军“会剿”井冈山。毛泽东主持柏路会议，决定率红四军主力下山挺进赣南闽西，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。
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，毛泽东因袁文才在场，特意跳过土匪武装相关条款，并反复叮嘱当地干部，袁文才、王佐已是忠实党员，不可加害。随后，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随主力下山，王佐留守协助红五军坚守。
红四军主力南下后，王佐全力协助彭德怀、滕代远坚守井冈山，依托地形部署兵力、构筑工事，率部坚守黄洋界等哨口开展游击战，红五军突围时，他率部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撤离，后率部化整为零坚持游击，为边界割据恢复奠定基础。
随主力行军的袁文才，途经吉安东固时偶然看到六大完整决议，得知自己即便投身革命仍会被视为“反革命首领”，内心极度惊惧，连夜留字条脱离部队返回井冈山，找到了王佐，将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都告知了王佐。
王佐深感不平，连夜找到了何长工。何长工一面对袁文才进行了批评教育，一面向袁、王二人澄清了不执行政策的内幕。就这样，袁、王二人才吃下了定心丸。
只是，猜疑一旦形成，就很难化解掉。
袁文才这一仓促之举，更是给了湘赣边界特委的土籍干部可乘之机。
袁文才、王佐与当地土籍干部长期存在历史形成的土客籍矛盾。
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、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土籍干部，早已嫉妒两人手握兵权、威望甚高，此前因毛泽东保护，矛盾未爆发。毛泽东下山后，党内左倾错误加剧，朱昌偕等人以袁文才私自离队为借口，散布其“勾结敌人、图谋反叛”的谣言，将两人推向对立面。
1930年，“罗克绍事件”成为直接导火索。
袁文才、王佐抓获敌方团总罗克绍，考虑到其掌握一座兵工厂，计划用其换取兵工厂补充武器，因未及时向特委报告，被朱昌偕等人扣上“勾结敌人、背叛革命”的罪名。
1930年2月，湘赣边界特委在左倾错误主导下，伪造“毛委员来信”，以商议军事为由，将袁文才、王佐及40余名骨干骗至永新县城，同时将处决命令下达给了彭德怀的红五军。
彭德怀接到湘赣特委的报告，犹豫不决，但依照当时的规定，主力红军凡到一地，必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。
最终，彭总执行了湘赣边特委这一错误的决定。
24日凌晨，埋伏的红五军部队发动袭击，袁文才、王佐遇难，40余名骨干全部牺牲。
消息传到赣南，毛泽东得知后痛惜不已：“这两个人杀错了！这是不讲政策！”，但悲剧已然无法挽回。
袁文才、王佐之死，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恶果，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。
其一，两人牺牲彻底瓦解了井冈山本土武装，失去熟悉地形、擅长游击战的核心骨干，根据地防御能力急剧下降；两人深得群众信任，其遇难引发群众对红军的误解隔阂，严重损害党和红军威信，动摇了根据地群众基础。
其二，袁文才妻叔谢角铭、王佐哥哥王云龙，因亲人被害对革命失望，收拢残部通电反共、投靠国民党，导致井冈山局势彻底恶化。国民党趁机大举进攻，苦心经营两年多的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沦为白区，此后红军数次试图恢复均告失败，直至1949年才重新解放井冈山。
（参考下图，宁岗到永新之间井冈山大致范围，已经不在根据地范围之内）
其三，两人率领的队伍是井冈山核心武装，擅长山地游击战和群众工作，其牺牲使红军在湘赣边界的游击战争陷入被动，也让后续根据地建设失去重要支撑，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。
历史终将铭记英雄功绩。
1936年，毛泽东会见埃德加·斯诺时为两人正名：“他们虽曾为土匪，但投身革命后是忠实的共产党人，坚决执行党的命令。”
1950年，袁文才、王佐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，冤屈得以昭雪，两人之子受邀参加开国大典。
1965年5月29日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，特意约见袁文才、王佐的家属，见到袁文才妻子谢梅香时，脱口唤出“袁嫂子”，饱含无尽惋惜与愧疚。
袁文才、王佐这两位井冈双雄，以生命为中国革命敞开井冈山大门，却未能走出这座承载希望的大山。
他们的悲剧，是左倾错误的惨痛教训，更警示后人：革命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反对教条主义与极端化，珍惜每一份革命力量，方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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