血色清洗：斯大林与苏联大清洗的惨痛历史网上炒股配资开户
1937年深秋，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，斯大林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“绝密”名单。他提笔扫过名字，一笔下去便是数百条生命的终结。
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解密档案，大清洗高潮期，他平均每日签批数百人处决，单日甚至突破千人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那些执行处决的人，最终也没能逃过清洗，一个个被斯大林签上处决名单，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。
这一切的根源，始于1924年。
这一年，苏联的缔造者列宁逝世，苏联权力中枢出现真空，托洛茨基、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、布哈林等苏共元老，均认为自己是列宁的继承者，坚信自己能掌舵苏联未来。
但他们低估了斯大林。
斯大林早在 1922 年就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，这一职务并非普通文书性职位，而是直接掌管全党组织、人事任免与中央机构运转，是党内核心领导岗位之一，具备统筹全局、布局人事的关键权力。
实际上列宁早在1922年陷入断断续续昏迷期间，就已经提到过斯大林已然是“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”，但对于斯大林能不能“永远且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力”表示担忧。
结果一直到列宁在1924年去世，斯大林的职务仍然纹丝不动。
列宁去世以后，在多人的角逐中，斯大林凭借总书记职务掌握的组织权与干部任免权，迅速将亲信安插至党内、政府与军队关键岗位，逐步构建起稳固的权力基础。
托洛茨基等人虽资历显赫、理论与声望突出，却在组织与人事布局上步步落后。至 1928 年，斯大林已在党内斗争中占据绝对优势，成为苏联最高领导者。
掌权后的斯大林，猜忌与不安愈发严重。
那些与他并肩的老革命，见证其权力崛起全过程，知晓其过往，且资历、威望、人脉俱在，在他眼中，这些人本身就是权力的最大威胁。他亟需一个清除“隐患”的借口。
1934年12月1日，借口如期而至。
当日傍晚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办公室走廊被枪击身亡，凶手尼古拉耶夫（一名失业的苏共党员）当场被捕，苏联官方称其作案动机为私人恩怨。
这本是普通刑事案件，查清判刑即可尘埃落定，但斯大林另有打算。
基洛夫是苏共威望极高的领导人，此人遇刺以后，苏联多地以其姓名命名纪念设施，包括基洛夫剧院（现马林斯基剧院）、基洛夫州、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及电子游戏中的基洛夫飞艇等。
话说回来，他的遇刺成为斯大林清除异己的最佳契机。
案发当天，苏联紧急颁布《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》（即“基洛夫法”），明确规定：恐怖袭击案件侦查期不超过十天，取消律师辩护权，不接受上诉，极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，不给任何人留生机。
随后，斯大林紧急前往列宁格勒主持案件调查，并未亲自审问凶手，严刑逼供下，尼古拉耶夫“供认”受季诺维也夫等老布尔什维克指使，刺杀基洛夫。
在无实物证据、无证人证言的情况下，仅凭这份屈打成招的口供，斯大林便认定党内存在针对苏维埃政权的“反革命阴谋”。
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等苏共元老随即被捕，血色大门一旦打开，便再难关闭。
1936年至1938年，三场震惊世界的“莫斯科大审判”相继上演。
被告均为斯大林的老战友、老布尔什维克——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、布哈林、李可夫等人，这些苏联革命的中流砥柱、列宁的得力助手，被贴上“特务”“叛徒”“托洛茨基走狗”的标签。
审判荒诞而残酷：法庭上未出示任何实物证据、无证人出庭，定罪全凭被告“认罪口供”。苏联人不明白，这些出生入死的硬汉，为何会承认未犯之罪？
答案简单而冰冷：刑讯逼供与亲情胁迫。
审讯人员用尽酷刑折磨其身心，更以家人性命要挟——只要当庭认罪签字，便可保住家人。为守护亲人，一个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，在摄像机前平静念出荒诞“罪行”，承认自己是“反革命分子”。
等待他们的是当日枪决。
然而他们可能也不会想到，即便是他们配合，其家人也大多难逃逮捕、流放或处决的命运，一个个家庭家破人亡。
这只是高层的悲剧，大清洗浪潮很快席卷整个苏联，首当其冲的是苏联红军。
图哈切夫斯基，苏联公认的军事天才，红军装甲兵、空军奠基人，为苏联军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。1937年5月，他以“通德叛国罪”被捕，一个月后被迅速处决。
令人唏嘘的是，参与签署其死刑判决的四位老战友（伏罗希洛夫、布琼尼等），其中两人后来也被斯大林处决。
对军队的清洗重创了苏联红军：
大清洗期间，1935年首次授衔的5名红军元帅中3人被处决（图哈切夫斯基、叶戈罗夫、布柳赫尔），仅伏罗希洛夫、布琼尼幸存；67名军长中60人被杀，199名师长中136人被处决或失踪。
苏联数十年培养的军官团，两年内几乎被斩尽杀绝，高级军官断层成为红军无法弥补的创伤。
清洗浪潮继续蔓延至工厂、学校、科研机构、文化界、外交界，无一人能幸免。
27名研究太阳黑子的天文学家，因“研究方向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”，于1936至1938年间集体消失（具体人数无权威佐证，但科学界遭残酷清洗是史实）；
气象局工作人员因未能准确预测灾害天气，被上纲上线为“反革命破坏”，遭暴力清洗，多人被处决或流放。
整个苏联陷入窒息的恐惧中。
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那时，我的熟人中无人相信明天，许多人备好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，随时准备被带走，一去不返。”
一位苏联外交官，每晚睡前都会将左轮手枪放在床头，他对家人说：“若深夜听到门铃，便是我要被带走了，我不会等待酷刑，会给自己一个体面结局。”
这便是当时苏联民众的日常：人人自危、互不信任，至亲也可能因一句话、一个眼神举报对方。
大清洗的伤亡数据触目惊心：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数据，1937至1938年高潮期，超68万人被处决，超137万人被捕、流放或投入集中营；
俄罗斯官方解密档案显示，1930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，苏联因政治原因被处死约80万人，被关押、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，多数人未能返乡。
大清洗的代价，在二战中以最惨烈的方式显现。
1941年6月22日，纳粹德国发动“巴巴罗萨计划”闪击苏联，战争初期红军几乎溃不成军，德军长驱直入，数月内兵临莫斯科。
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痛陈：“战争前夕，红军有学院教育背景的师长，几乎无一人留存——全被清洗殆尽。”
无经验高级军官们的指挥，士兵虽英勇却难形成战斗力；年轻军官仓促上阵，缺乏大规模战役指挥经验，只能被动挨打。
所以熟悉二战的朋友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，苏联红军的战斗意志并不逊色于对手，结果战争却达成了超高交换比的人海战术。
苏联军民付出惨痛代价，以数百万人的生命，偿还斯大林大清洗的债。
那些冤杀的红军将领，若能活到卫国战争，或许苏联不会在初期遭受如此重创，或许更多人能得以存活。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那些参与大清洗的执行者，大多也未能善终。
其中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亚戈达、叶若夫先后被斯大林处决；大批执行逮捕、审讯、处决的内务部人员，也因“反革命阴谋”“清洗不彻底”被卷入浪潮，落得与受害者相同的下场。
斯大林用大清洗证明：在他的权力体系中，无人安全，越接近权力核心，死得越惨越快。忠诚，从来不是护身符，只是催命符。
1940年8月20日，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去的特工暗杀，这位曾与斯大林争夺权力的苏共元老，最终也未能幸免。
至此，所有与斯大林有权力分歧的老革命，几乎被清除殆尽。
岁月流转，血色记忆从未被遗忘。2007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布托沃射击场，沉默伫立在大清洗遇难者墓碑前。
这片土地下，仅1937至1938年间就有超两万人长眠，他们中有党政军高官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普通工农，都是这场无妄之灾的受害者。
普京在墓碑前庄严表态：“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，使之不再重演。”
斯大林的大清洗为何能席卷多年、无人能挡？答案并不复杂：他通过制造恐惧，让每个人都认为杀掉别人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；通过扭曲权力逻辑，让背叛与举报成为常态，让人性在恐惧中沉沦。
这场清洗，摧毁了苏联大批人才，动摇了统治根基，给苏联人民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，成为苏联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血色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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